高校之差异，可能在中国表现得是最明显的。同样是一个20岁前后的年轻人，如果考入的是一所综合性学校，那从某种角度讲，他的人生尚未真正开始，因为他还要面临众多选择。而如果考入的是一所专业非常明确的学校，那么，这个年轻人的人生已经早早开始了。对于众多后者来说，从进入校门那天起，今后选择的余地就已经不大宽泛了，这也许限制他们的想象，但却培养了他们的现实、踏实与执着。
1978年3月，过完23岁生日的郝长江来到了北京化工学院。可能是由于首次恢复线上棋牌平台网址 的匆忙，在细节上存在许多疏漏，他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考入了这个没有出现在自己志愿上的大学。当时的郝长江不知化工为何物，也肯定没有想到，从此他的人生就与“化工”二字密不可分了。
反哺教育
郝长江在大学里学习不错，他珍藏的成绩册显示，所有18门考试科目最低分数为86分。作为一个77级的学生，刚一毕业留校他就辅导79级、80级本科生高分子物理课程教学，80级本科生塑料模具设计课程，主讲分校81级本科生高分子物理课程，还担任高分子物理教学实验室主任。
1984年6月，郝长江调到化工部教育司工作。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大权在握”——当时全国有130余所高校设有化工类专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专业的教材都要由化工部来组织编写，实际工作则落在郝长江身上。当时那种干法，首先是慢。为了一本书，需要征求几十所高校的意见，还要开至少两次专题会议。他忙乎了两年，才审定了两本教材。其次是人情因素多，为了能让自己的书列为教材，许多人都到郝长江那里为自己游说。“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兵”，郝长江这样说。
北化培养出来的人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讲求质量和效率，愿意把工作干得好一些，快一些，而对权力则看得很淡。这个文化因素融化在郝长江的人格中。所以，面对教材出版时过于集中的权力，他表现出的不是得意而是惶恐：“平均一年一本教材，哪能满足高校对教材的急需呀？再说，搞教材建设是件专业性极强的事，即使是专家，也只精通其本专业的内容，没人能穷尽化工。我不是专家，之所以这些事情由我来拍板，仅仅是因为我站在了这个位置上。”
如何将工作做好而又不滥用权力？郝长江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全国高校化工类专业中的精英组织起来，由他们定教学基本要求，定教材选题，甚至搞将来的教学评估。在得到处长、司长直至部长的同意后，由他提出的设想也由他来付诸实施了。从１９８６年起，化工原理课程、化学工程专业、化工机械专业、化工自动化专业、化工工艺类专业、高分子类专业六个教学指导委员会先后成立。被组织起来的教授们非常高兴，干劲十足地讨论基本教学文件、评选编纂教材、组织教学评估。此时的郝长江，从决策者变为了组织者。从台前退到了幕后。
两年之后，国家各部委都开始推广出自化工部的教学业务建设专家体系这一经验。
这个工作持续了１０年。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来自各校的１００多位教授通过有序的创造性工作，彻底填平了十年动乱在高校教学业务建设上留下的空白，留下了一大批被今日学子视为经典的化工教材。
二十年后的一个秋日，窗外细雨如织，有两个人坐在六铺炕——原化工部旧址——的办公室中，谈及此事，郝长江依然开怀：“那是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大权在握时他不得意，权力分解出去后他得意了。为什么？难道又要归结于所谓的高尚情操？我们宁愿找出另外的理由——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从法制化、民主化的进程中得到乐趣。法制化、民主化推动着中国前进，其所蕴涵的乐趣则吸引着人们朝这个方向走。
将权力以一种合理的配置分解出去，实际上是对当时政治体制不合理的权力体系进行的一个弥补。当时的郝长江肯定没有那么成熟的政治理念，他只是秉承了北化的文化，在与现实的互动中一步步走下去。那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
另辟窗口
机关工作可以做得比较悠闲，也可以做得很忙，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人的态度。郝长江工作很忙。他说：“没办法不忙。我是学工的，学校没教会我潇洒，只教我尽全力做好每一件具体的事。” 在化工部的16年间，他干了很多具体的事，除了教学业务建设工作外，还写了许多会议报告、文件、领导讲话稿，执笔和主持了全国化工教育“七五”、“八五”、“九五”发展规划；考核选拔部属高校领导干部，配齐全部10所高校领导班子；组建全国化工高等教育学会、中国化工教育协会。
因为整日地忙，再加上较强的组织能力，使他的工作责任不断加重。在他进入化工部的第9年，也就是1993年，被破格提拔为人事教育司副司长，成为当时部机关最年轻的司局级干部。同样由于整日地忙，找不到整段的学习时间，使他无法满足在学校就形成的不断超越自己的愿望。为此他一直耿耿于怀。
1998年，化工部撤消，组建石化局。大会上宣布，新的国家石化局共有18个司局级岗位，郝长江位列其中。当时部里有约70名司局级干部，所以有些人羡慕他。可谁知郝长江此时正在羡慕别人。按当时的政策，鼓励机关的年轻人作为分流人员进入高校深造。为此，已不年轻的他找到时任国家石化局局长的李勇武深谈，坚定地提出放弃任命、去分流学习的要求。得到批准后，他又做出了一个多少有点令人不解的选择：他没有选择去学当时很热的MBA，而是去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英语。学前者得到的是一个硕士学位，学后者只能得到一个大专文凭。
对此，他的解释是：脱产两年去学习，是他这辈子的第一次，肯定也是最后一次。MBA学位固然令人艳羡，但在经历了十多年机关生涯后，此时最需要的是重新激活自己。他认为，凭他多年的工作经历和在学校练就的学习能力，凡是沾中文边的都能很容易学会，而英语必须通过集中的学习才能掌握。而且，也只有通过学习英语这样一个来不得半点取巧的途径，才能使他找回当年在大学学习的感觉，从而达到激活自己的目的。结果，他成了那个班上级别最高、年龄最大、英文基础最差的学生。
脚踏实地是北化文化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北化的文化也有直面挑战的因素。两年后，郝长江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被学习重新激活了。他在学习总结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在43岁的高龄开始学外语，而且学得不比年轻人差。我终于找回了刚出大学校门时的感觉，可以去应对任何挑战了!”
在随后的工作中，郝长江又为自己的这段学习感到得意了：在与拜耳、巴斯夫等化工跨国巨头的交往中，他可以用英语进行交流，为他的单位创造新的机遇。在互联网上他可以随时接受大量的英文信息，打开了工作的另一扇窗口。英语的掌握，也有助于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理念。这在他后来在《中国化工报》的工作中体现出来。
